天很高，蔚蓝蔚蓝的。一片白色的羽毛从远处飘来，轻悠悠地浮在一大片芦苇塘上空。芦苇在风中摇摆，羽毛在空中舞蹈。阳光正好，心情正好。突然，雨点落在了羽毛上，阴沉的天空压下来，羽毛翻飞着羽翼，落在了芦苇荡里……
周一早晨，红梅才走进办公室，手机就响了。她把包放在办公桌上，拉开拉链，找到了那个嘟嘟响的手机。红梅瞟了一眼号码，是个7开头的座机号。一按接听键，电话那头传来一个陌生的、冷冷的、公事公办的男声：“你是张红梅吧？”红梅从声音里觉出了某种不祥的信号，她坐到了椅子上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对。您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“这里是农业银行。你是小额无息贷款人张芳芳的担保人吗？她已经好几个月没还银行贷款了。按照银行的规定，贷款人到期不还贷款，将影响到贷款人和担保人的银行信誉。请你赶快找到张芳芳本人，把余款还清。否则，对余下的欠款，我们会执行担保人还款制度。我是信贷部王强，如果联系到张芳芳，请你及时给我们电话。”没等红梅答话，那个叫王强的人已经挂断了电话。
红梅的脑子顿时像炸开了锅，一股无名火涌上心头：这个短命鬼张芳芳。难道连自己的同学也骗？
记得一年前，张芳芳开了个手机店，盯上了政府部门的小额无息贷款。这种贷款专为创业者而设，金额十万元。不需抵押，没有利息，但要在规定期限内还款。当她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出现在红梅家门口时，红梅着实吃了一惊。十多年的变化，让她无法把印象中那个清瘦的女孩和眼前这个长发披肩、体态丰腴的女子形象重叠。啊！那个父母早亡，靠奶奶养大的张芳芳，那个总是躲在教室没钱吃早点，却对同学们说她不饿的张芳芳，那个自己剪鞋样、纳鞋底、做布鞋穿的张芳芳，早已随时光远去，流淌进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里。红梅看到张芳芳，喉咙里哽咽着酸涩，热情地拉着她的手，把她让进了屋里。
进门坐定后，张芳芳说起了自己的经历：初中毕业后，奶奶供不起她读书了，呆在乡镇没活路，她就到大城市打工。之后，她嫁了个外省人。在外打拼了十多年，有了一点积蓄，想回乡创业，便和丈夫开了一家手机店，生意还不错。现在，技术、货源、销路都不愁，唯独缺一些周转资金。如果再进一些市场上需要的爆款，她们的顾客会更多，生意会更好。在这样的小县城，找人借钱很难，银行贷款又放得紧，担保人要找机关或事业单位的人才行。于是，左打听右打听，找到了在机关工作的红梅。
红梅对张芳芳说：“咱们是同学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我丈夫几年前出车祸去世了，经济上不宽裕，每月就靠那么几块死工资过活。老人经常住院，孩子还在上学，处处都要花钱。我对小额无息贷款的情况不熟悉，抗风险的能力又弱，怕是不能给你担保。”
于是，张芳芳就左一趟右一趟地往红梅家跑，说了一大堆让红梅挪不开情面的话：她很怀念美好的初中时代。念在一起同过学的份上，请红梅一定帮这个忙。她说她明白，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人情关系网，“要办事，找熟人。”如果把贷款的事办成了，她会感谢红梅的。她和丈夫的手机店，就开在红星路中段，欢迎红梅去参观，红梅或她的亲戚去的话，按最优惠的折扣算。
红梅的确去过张芳芳家的手机店，也见到了她的丈夫，一个瘦小的湖南人。他话不多，始终微笑着，殷勤地帮红梅把手机膜换掉，还一再嘱咐红梅，只要手机有问题，都可以去找他。
红梅耐不过张芳芳的情面和软磨硬泡，终于，在一大堆材料上签了字，贷款的事就算敲定了。张芳芳为了感谢红梅，还专门请红梅和她的孩子吃了顿饭。红梅盛情难却，觉得张芳芳做生意不容易，抢着把饭钱付了。分手的时候，张芳芳动情地对红梅说：“哎！这外出打工的十多年真不容易。我干过的工种不下十种，见过的人形形色色，尝够了人世的辛酸苦辣。还是家乡好！还是同窗情谊深啊！只有同窗才真正知道你的难处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她还能雪中送炭。”几句话说得红梅心里热乎乎的，觉得张芳芳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她的生意一定会红红火火。她甚至觉得，自己对张芳芳的担心是多余的。
在那之后，张芳芳就没有来过红梅家。红梅渐渐淡忘了这件事，但是现在……
打电话，没人接。红梅心里说不出的担心和惶恐。
她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吧?整个早晨，红梅心里七上八下的，都没心思上班。
红梅决定抽个时间去找张芳芳。
吃过午饭，红梅把女儿送到了学校，来到张芳芳家的手机店门口。只见店门紧闭，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：“有事请打电话”，下面是那个红梅打了几百遍都未打通的手机号码。红梅在心里骂着：这个背时倒运的张芳芳，害人不浅，枉我这么信任她。
红梅不甘心，决定去其他手机店问问。隔壁手机店的老板是个四五十岁的男人，嘴里叼着烟卷，双手交叠抱在胸前。他见红梅神色暗淡，就对红梅说：“张芳芳，跑啦。她男人好赌。好好的手艺糟蹋啦；好好的生意不做啦。两口子经常吵架，吵得乌烟瘴气。顾客都被吓跑了。她男人赌得又大，张芳芳也没有办法。这不，还不了赌债，两口子一起跑啦。”红梅只觉得脑袋像被重锤敲了一下，隐隐作疼。
红梅决定去张芳芳的老家看看。兴许她会躲回老家去。红梅记得，从前和张芳芳一起读书的乡镇中学就在县城的北边，离学校一里地的张家村，就是张芳芳的老家。不知张芳芳的奶奶还在不在人世？红梅凭着记忆，一路打听，终于敲响了张芳芳家的门。那是一扇年久失修的木门，从门缝里可以看见院子里长着一棵大梨树，树上开着簇簇梨花，白白的，就像她们的中学时代。
红梅敲了好半天的门，在门外大声地喊：“张芳芳！张芳芳！”
院子里，一个白发苍苍的女人，拄着拐杖，趔趄着来开门，看样子，有八十多岁年纪。她把红梅迎进屋里，堆满皱纹的脸上透着盼望和欣喜：“你见过我家芳芳了？是不是她要回来了？冬月里的时候，她到是回来过一趟，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拎了一大堆。还说回来过年。可是，梨花都开了，她还没有回来。你是她的朋友吗？有没有她的消息？”
红梅应付地笑着。她打量了一下屋子，屋内陈设简陋，光线昏暗，一个度数很低的节能灯下，隐约照见一张黑漆的供桌，供桌上点着一个小香炉，炉里插着一两根草香。正对香炉的墙面上，贴着一张大红纸，上面写着几个字：“天地君亲师位”。堂屋中间有一张矮脚饭桌，桌上放着两个碗一双筷，一个碗里盛着白菜豆腐皮，另一个碗里盛着白米饭，还冒着腾腾的热气。看来，这房子只住着张芳芳奶奶一个人，张芳芳确实没有回来过。红梅谢过张芳芳奶奶吃饭的邀请，说自己不饿。她坐在小凳子上，呷了一口张芳芳奶奶递过来的茶水。
“你如果见着芳芳，带句话给她。让她回家来一趟，说我想念她。另外，家里的电费已经好几个月没交了，村主任说不能老贴补我家，再不交，供电局的就掐电了。”张芳芳奶奶有点不好意思地说。
红梅心里真是恨，恨张芳芳对老人的无情，更恨张芳芳把自己带进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漩涡。
“奶奶，我是替张芳芳来看你的，她让我带话给你，她和她丈夫又出去打工了，等她挣到钱，就回来看你。另外，她让我捎200块钱给你。”当张芳芳奶奶颤巍巍地、将信将疑地接过钱时，红梅知道她该走了。
红梅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：砍秋头的张芳芳！一旦让我撞见你，非咬死你不可！你到是跑了，留下这个烂摊子，给谁收拾？
不知回家的路走了多久。红梅觉得，被人欺骗和利用的滋味太难受了。也许张芳芳缺的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流动资金，而是赌钱的资金。人一旦沾上“黄、赌、毒”的边，就很难摆脱出来，甚至失去理智，坑害亲戚朋友。不知，红梅是张芳芳的第几个猎物？也不知，她们到底欠了多少钱？这可恶的张芳芳，简直不是人！好好的生意不做！好好的人也不做！亲人不要了！同学和朋友都不要了！
红梅觉得心情坏透了。这人性就像黑夜，看不清、道不明。自己遇到困境，怎么能给别人挖陷阱？张芳芳为什么选自己？不就因为自己单纯善良，重情重义吗？——可是，如果人世间连这些东西都没有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
红梅到家的时候，女儿已经睡了。
红梅把沉重的身子放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。
天很高，蔚蓝蔚蓝的。一片白色的羽毛从远处飘来，轻悠悠地浮在一大片芦苇塘上空，芦苇在风中摇摆，羽毛在空中舞蹈，阳光正好。心情正好。突然，雨点落在了羽毛上，阴沉的天空压下来，羽毛翻飞着羽翼，落在了芦苇荡里……
又做梦了，红梅睁开眼，用了几秒钟的时间才确定自己躺在床上。屋外黑黢黢的。她伸手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，按亮了屏幕：才五点钟。红梅放下手机，决定再睡一会儿。闭了眼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红梅压住心头升起的伤痛和悲哀，翻了个身，仍然睡不着。她决定爬起来，去看看女儿。
想起女儿，红梅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：实在是对不起孩子啊！自从丈夫四年前遭遇车祸丧生，女儿就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中长大。也不知道，父爱的缺失会不会对她的人生造成影响?如今，因为自己的失误，又要给孩子的将来背上沉重的阴影和包袱。哎！悔不该错信人啊！
女儿很懂事，红梅处理事情的时候，她会乖乖地上学和吃饭，乖乖地做作业和睡觉，从不影响红梅，可是，红梅却总让女儿为自己担惊受怕。逛街的时候，女儿知道家里的状况，不会向妈妈要这要那。就连去报个学习班、绘画班，都会问妈妈，钱够不够用？如果不够她就不报了。红梅觉得对不起女儿，没有让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。
女儿熟睡的样子真可爱！这样可爱、懂事的孩子，却在红梅身边吃了这么多的苦，受了这么多的罪。红梅不能自已，眼眶里擎满了泪水。哎!怪只怪自己有眼无珠，不能看透人性的丑恶，让自己和女儿的日子都不好过。红梅心里除了对张芳芳的恨，又加上了对孩子的愧，这份沉重的心里负担，压得红梅喘不过气来。
七点钟，电话铃声响了。是在省城打工的大姐。她说：“妹妹，爸妈都住院了。前几天，妈脑梗、心梗一起发作，被弟弟送进了医院。爸因为着急，年纪又大，引发了心梗。现在刚做完手术，在重症监护室里。”红梅的心紧张得快要跳出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大姐又说：“你一个人带孩子，工作又忙，本来不打算告诉你，但爸做了手术后不让人省心。我和弟弟在红云医院坚守了好几天，不是往心内科跑，就是往神经内科跑，疲惫得不得了。医院里检查和化验一大堆事不说，爸还不让我们离开他视线半步，像个小孩子一样吵闹、发火，让人焦躁、烦闷。我和弟弟不堪重负，不得已才叫你来省城，替换我们几天。当然，我们姊妹几个也顺便商量一下父母医药费如何处理的事情。”
事情一件接着一件，红梅的心理容量快要爆棚了。她只感觉到天旋地转，脑子里像搅动着一锅粥，黏黏糊糊的，心里烦闷、愁苦得要死。可是，只能撑着。身边还有待育的女儿，省城还有住院的爸妈。压力好大，生存好艰难！可是，只有撑着！
红梅连忙给单位领导请了假，又给了女儿200块钱，让她自己照顾自己，便匆匆往省城赶去。
一路的劳顿自不必说，红梅怀着对亲人的愧疚和赎罪的心理，来到了父母身边。
父亲原来是煤矿工人。记忆中，他常把上班叫做“下洞子”。每天负责把地底的煤炭用“凿石机”凿下来，放在拖兜车上，再把煤炭运出“洞子”。父亲吃得苦、受得累，他所在的小队出煤量比别的小队多，因此，父亲常受到坑口和矿上的表彰，家里“五一标兵”、“技术能手”的奖状堆了一大堆。那时，能当一个有技术的矿工是光荣的，能嫁一个有技术的工人是幸福的。母亲比父亲小十岁，经人介绍，她从农村嫁出来，做了煤矿工人的妻子，她的际遇着实为村子里增了光、添了彩。她为父亲生了三个儿女，每天为全家人做饭、缝补、浆洗，任劳任怨。
父亲为人诚实，性格温和。矿上红火的时候，他会带着红梅姊妹几个去电影院看电影，会给他们买当时难得一见的“西瓜子”、“菠萝汽水”等零食。自从父亲在“洞子”里受了伤（被夹杂着碎石的煤炭块打中脑部），父亲像变了个人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弱，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。在家里经常喝酒，稍不如意，就对母亲拳打脚踢。母亲忍受着父亲的暴虐，吞咽着生活的苦涩，抑郁烦闷，十多年前就患上了脑梗、心梗和高血压等疾病。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，大姐和弟弟也无心读书。初中毕业就辍学了，外出打工的路上，都经历了生存的艰难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
九十年代初期，父亲所在的矿山就改革改制了，亏得父亲因工伤调离了坑口，否则，血肺病、癌症等病魔早就找上父亲了。转岗后，父亲在矿上的食堂当厨师，一直到退休。退休后，父母就搬去省城和弟弟住了。弟弟虽说在省城打工，但脑子活泛、人缘不错，加之人又吃苦耐劳、诚实守信，十多年间，他和弟媳经营起了一间不大不小的蔬菜店，现在，负责给好几家企业和餐馆供应蔬菜，从早忙到黑，还不忘拉扯着大姐一家，真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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